清明上河图元代画家是谁

话本《型世言》第三十二回《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》有一段引言：

我朝有一大老先生清明上河图元代，因权奸托他觅一古画，他临一幅与之，自藏清明上河图元代了真迹，竟为权奸知得，计陷身死。

《型世言》虽是小说家言，但这段引言却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有所依凭。它讲的是宋代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在嘉靖年间的一次交易，这次交易不仅见诸多种载籍，而且被改编成剧本《一捧雪》，搬上舞台，其影响之巨是可以想见的。揆诸载籍，对这个故事的所有记叙都包含四个主要情节：王忬求画、黄彪作伪、汤臣索贿、严嵩杀人。

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（局部）

一、王忬求画

明嘉靖年间，严嵩弄权，其子严世蕃“由父任入仕。以筑京师外城劳，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，仍掌尚宝司事。剽悍阴贼，席父宠，招权利无厌。然颇通国典，晓畅时务。尝谓天下才，惟己与陆炳、杨博为三。炳死，益自负。嵩耄昏，且旦夕直西内，诸司白事，辄曰：‘以质东楼。’东楼，世蕃别号也。朝事一委世蕃，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，或停至暮而遣之。士大夫侧目屏息，不肖者奔走其门，筐篚相望于道。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，责贿多寡，毫发不能匿。其治第京师，连三四坊，堰水为塘数十亩，罗珍禽奇树其中，日拥宾客纵倡乐，虽大僚或父执，虐之酒，不困不已。居母丧亦然。好古尊彝、奇器、书画，赵文华、鄢懋卿、胡宗宪之属，所到辄辇致之，或索之富人，必得然后已”（《明史》卷三○八）。

下级官吏多争相逢迎严氏父子，即使不求升迁也可求免祸。俞大猷就因生性耿直不善阿谀，惹怒严世蕃而遭牢狱之灾。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：“（嘉靖）三十五年，逮总兵俞大猷下锦衣卫狱。大猷不善滑刺，世蕃怒其不附己，授胡宗宪意，论其失事，故有是逮。逮至，大猷假贷三千金馈世蕃，得不死，罢职，发大同立功。”

在熙熙攘攘的逢迎者中，不乏颇有政声的官员，时任蓟辽总督、兵部左侍郎、右都御史的王忬就是其中一位。王忬，字民应，号思质，太仓人。嘉靖二十年进士，曾北御蒙古，南抗倭寇。文坛领袖王世贞是他大儿子，抗倭名将俞大猷是他的老部属。

王忬为什么要求购《清明上河图》？按李日华的说法是“昔闻分宜相柄国，需此卷甚急，……都御史王忬迎分宜旨，悬厚价购此图”。即严氏求画心切，王忬想借机逢迎，以拉近关系。

王忬如何知道严氏父子觊觎《清明上河图》呢？据沈德符说：“严分宜势炽时，以诸珍宝盈溢，遂及书画古董雅事。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，胡宗宪、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，各承奉意旨，搜取古玩不遗余力。时传闻有《清明上河图》手卷，宋张择端画，在故相王文恪（王鏊）胄君家，其家巨万，难以阿堵动，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。汤以善装潢知名，客严门下，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，乃说王购之。王时镇蓟门，即命汤善价求市。”这里面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——汤裱褙。严氏父子托汤裱褙代购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汤裱褙和王忬交情不浅，便把这一信息，也可以说是逢迎严氏父子的一个绝佳机会给了王忬。王忬便请汤裱褙做中间人求购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二、黄彪作伪

李日华（《清明上河图》故事的记录者之一）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藏家，文献表述不一，李日华说：“此卷在全卿（陆完）家。全卿已捐馆，夫人雅珍秘之，诸子不得擅窥。至缝置绣枕中，坐卧必偕，无能启者。”沈德符说：“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。”顾起元也说：“旧云在南京一质库，后入魏公家，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处。”不管藏家是陆夫人，还是王公子，总之，他们对此画宝若拱璧，雅珍秘之，不愿出让，汤裱褙最后仅买到摹画高手黄彪仿制的一幅赝品。

黄彪是嘉万时期颇有名气的书画作伪高手。姜绍书的《无声诗史》中有黄彪与其子黄景星的传记：

黄彪，号震泉，苏州人。嘉靖间分宜严相购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捐千金之值而后得之，寻籍入天府，为穆庙所爱，饰以丹青。彪得择端稿本，稍加删润，布景着色，几欲乱真。王弇州谓其迹不类真本，亦自工致可爱，所乏者腕指间力耳。子景星，号平泉，精于仿古，所拟仇十洲人物仕女，姿态艳逸，骎骎度骅骝前矣。吴中鬻古，皆署以名人款求售，奕世而下，姓字不传，不几化为太山无字碑乎？因表而出之。景星生而体软，不能步履，端居研究，六法精工，盖静而专，非偶然也。

由于江南语音“王”“黄”不分，故黄彪或被记作“王彪”（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、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）、“王生”（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）。如姜绍书所言“吴中鬻古，皆署以名人款求售”，因此，黄彪的作品也多赝作他人款识。

除了赝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外，黄彪还有以下作品可资参考。

其一，书作《参同契》，见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：

黄彪遗我《参同契》，用赵吴兴（赵孟頫）赝识。以示客，客多以为吴兴也。

这段记载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：其一，黄彪亦工书，能写得一手很好的赵（赵孟頫）体字。中国画讲究书法用笔，善书者往往善画；其二，黄彪与王世贞有交往。

其二，画作《俞允文像》，见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：

俞先生，讳允文，昆山人。……今像乃黄彪所写，戴貂帽，披紫裘，秀眉飘须，神仙中人也。

这段记载表明黄彪也为人画像，并非仅靠作伪或摹古谋生。

其三，画作《九老图》，见《石渠宝笈》卷三四：

明黄彪画《九老图》一卷（次等冈一），素绢本，着色画。款识云：“绘事得神为上。俨然生气，惟唐人有焉。凌烟、登瀛，图由帝王，动费不赀，莫可尚已。白公以考盘继美，执彩笔者，通达深造。故此本独擅古今，景慕兴者，睢阳、洛阳，耆英盛矣。昆山城南朱君璧家藏会昌本，北城朱泽民家藏睢阳本，邑举斯文会，时出一观，珍如大训、河图。然北朱好文学，虽移于夏太常，不远，复有及第科级。南朱好饮博，遂移于黄太常。太常褒忠臣，列于俎豆。近因盗失，千里赎归，有祯祥。夫图绘小物也，兴替关焉。何也？盖荣寿大老，制作华国，纪载维风，系国家神气。神气复而元气培，莫测所钟，此理难言也。画者亦间出，杜子美谓：‘好手难再遇。’即学书者，‘世人皆学兰亭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’。余远游，好道而归，七十有四岁矣。楼居谢客，重图以继绝，天假之年，神实相之。皇明万历甲午蜡月立明年春，黄彪。”图识拖尾。

这段题记为我们探究黄彪的生卒年提供了帮助。万历甲午年（1594），黄彪自记“七十有四岁矣”。中国传统上习惯多记一岁，立春之后又算一岁。由此可知，黄彪的生年当在1522年，即嘉靖元年。卒年由于资料所限，暂时无从考证。

其四，临赵千里《桃源图》，这可能是黄彪唯一存世的作品，上有张寰题字：

吾徒王生彪临赵千里《桃源图》于圜扉，三年而成。衡山太史文翁见而欣赏焉，谓其青出于蓝，视仇英辈不啻径庭矣。老予游方之外，时一展玩于行窝，如入桃源洞天，忘却此身之在尘世。……虽千金勿易，愿永宝诸。

黄彪赝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之事被载籍渲染铺陈得颇具传奇色彩。李日华的讲述可谓穷形尽相：“（陆完）夫人雅珍秘之，诸子不得擅窥。至缝置绣枕中，坐卧必偕，无能启者。有甥王（当为黄）姓者，善绘性巧，又善事夫人，从容借阅。夫人不得已，为一发藏。又不欲人有临本，每一出，必屏去笔砚，令王生坐小阁中，静默观之。暮辄餍意而去。如此往来两三月，凡十数番阅，而王生归辄写其腹记，即有成卷。”孙矿的记载更加添油加醋：“黄彪初作此赝本时迹甚奇，云但借一观，三日内遂图成者。……此图细于发，而能暗记潜作之，固亦斫轮手也。”“两三月”变成了“三日内”，“凡数十番阅”变成了“但借一观”，堪称“神乎技矣，进乎道也”！

黄彪《桃源仙境图》（局部）

按李日华的说法，《清明上河图》“临本之工，亦非泛泛者”。然而，李日华也罢，孙矿也好，都是道听途说，并未亲眼见过黄彪的临本。好在王世贞也有一段记述，他说“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有真赝本，余俱获寓目”，“真本人物、舟车、桥道、宫室皆细于发，而绝老劲有力”，（赝本）“与真本殊不相类，而亦自工致可念，所乏腕指间力耳”。可见，鱼目夜光终归有别。

黄彪所作《清明上河图》赝本的价格也众说纷纭，李日华说：“王生以临本售八百金。”田艺蘅说：“以千二百金购之，才得其赝本。”

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疑问：王忬和汤裱褙是无意间误购赝品？还是有意以赝代真？

按李日华的说法是“御史不知，遽以献”。张凤翼也说：“向闻严氏托其乃翁觅一画，适为人所欺，市其赝本，因而致憾。”认为王忬是“为人所欺”，才误购赝本。然而沈德符的说法却与之有异，他说：“既不可得，（王忬或汤裱褙）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。”即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。谷应泰在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亦持是说：“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，忬以临幅类真者以献。”

孰是孰非？笔者更倾向于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。理由是黄彪与太仓王家关系非同一般。如前所述，黄彪还送给王世贞一件赝识赵孟頫的书法作品《参同契》。另据王世贞说：《清明上河图》赝本“今在家弟（王世懋）所”。黄彪的临本怎会跑到了王世懋手上？只有两种可能：其一，王世懋的收藏可能是严世蕃得知真相后退还的。既被揭破是伪作，拿出来展示止增笑耳，留着则欠送画人一个人情，不如璧还。如严嵩家藏有吴伟画作《月明千里故人来》，被顾东桥指为赝品，后来查抄严府的清单《天水冰山录》和《钤山堂书画记》上都没有这幅画，显然已经退还送画人或转送他人了，当然也有销毁的可能；其二，黄彪所造《清明上河图》赝本不止一本，一幅献给严氏父子，一幅送给王世懋。既如此，黄彪与王世懋就不可能没有交往。

记录严嵩抄家清单的《天水冰山录》

此外，不要说黄彪的摹本“与真本殊不相类”，即使“能眩时贵目”，又怎么可能瞒过目光如炬的居间人汤裱褙呢？按王世贞的说法，他可是“博雅多识，尤妙赏鉴家”。

三、汤臣索贿

王忬将赝品送给了严氏父子。严氏父子既得此卷，即珍为异宝，认为家藏书画无出其右者，于是广延宾客，拿出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夸美炫富。碰巧其中一人与王忬有隙，他知道这是赝品，便当众揭破。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汤裱褙索贿不成，指言其伪。徐学谟、李日华、顾起元、孙矿皆持是说。李日华和孙矿还言之凿凿地列出索贿金额，李日华说是“四十金”，孙矿说是“二十金”。

关于汤裱褙的名字，“《野获编》作苏州汤臣；《秋雨庵随笔》作汤勤；《云自在堪笔记》作汤曰忠”（徐时栋《烟屿楼笔记》卷四）。据吴其贞《书画记》记载：“周文矩《文会图》大绢画一幅，……此图在严时汤裱褙装成，后侄日如复裱，见轴杆上题云：‘嘉靖庚寅六月望后二日，延陵郡汤曰忠重装。’”其实汤臣与汤曰忠并不矛盾，古人名与字多有关联，汤裱褙有可能名臣，字曰忠。

汤裱褙最值得注意的两个角色是赏鉴家和居间人。

先来看他的赏鉴家角色。据徐学谟说：“世蕃门客吴人汤裱褙者，以能鉴古，颇用事。世蕃受赂遗既多，遂旁索古书画。凡献古书画者，必先贿汤裱褙辨以为真迹，始收之。”关于他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真伪的方法有两段不同的记叙。徐树丕说：“《清明上河图》皆寸马豆人，中有四人樗蒲，五子皆六而一子犹旋转，其人张口呼六，汤裱褙曰：‘汴人呼六当撮口，而今张口，是操闽音也。’以是识其伪。”顾公燮说：“当献画时，汤在侧谓世蕃曰：‘此图某所目睹，是卷非真者，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脚，即此便知其伪矣。’”两种说法颇类小说家言，徐树丕亦疑为“好事者附会之”，故不足征信。

再来看他的居间人角色。据沈德符说：“时传闻有《清明上河图》手卷，宋张择端画，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，其家巨万，难以阿堵动，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。汤以善装潢知名，客严门下，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，乃说王购之。王时镇蓟门，即命汤善价求市。”严氏父子和王忬都委托汤裱褙代购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他既是严氏的门客，又与太仓王家关系非同一般。

王世贞有两首诗赠他：“汤生装潢为国朝第一手，博雅多识，尤妙赏鉴家，其别余也，出古纸索赠言，拈二绝句应之：钟王顾陆几千年，赖汝风神次第传。落魄此生看莫笑，一身还是米家船。其二：金题玉躞映华堂，第一名书好手装。却怪灵芸针线绝，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推重与奖掖溢于言表。汤裱褙后来与王家交恶，可能并非仅仅因为索贿这一件事。

据说汤裱褙也未能善终。徐学谟说王忬遭大辟之前，他“先已遣戍去矣”。遣戍的原因，徐树丕说是“诳骗”，以博雅著称的邓之诚说得更详细：汤裱褙与马銮诓匿王宏七百金，“宏诉于分宜（严嵩），严究得实，戍边，没于戍所”。

四、严嵩杀人

严氏父子惭怒交加，认为王忬是有意以赝代真。王忬本想拉近关系，不想竟结下怨仇。嘉靖三十八年，严氏父子先借滦河之警陷他于囹圄，第二年更以“边吏陷城律”斩其于西市。

徐学谟、詹景凤、沈德符、李日华都把王忬被诛的原因归为“伪画致祸”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，谷应泰在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的说法显然更为客观：

三十八年夏五月，逮总督侍郎王忬下狱论死。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，衔之。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，为之经纪其丧，吊以诗。嵩因深憾忬。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，忬以临幅类真者以献。世蕃知之，益怒。会滦河之警，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，授御史方辂，令劾忬。嵩即拟旨逮系。爰书具，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。奏上，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。

由此可见，严氏父子与太仓王家构怨绝非一日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并没有因王忬被诛而划上句号。为了搜求名作巨迹，严氏父子不惜以势相劫，“法书名画之在江南，大半皆为攫去”（胡敬《胡氏书画考三种·西清札记》卷三）。他们垂涎已久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为昆山顾氏所得，不久，又被人以千金的高价买走，送给严嵩父子。还有一种说法是“真本为卫元卿所得，元卿续献之严”（《味水轩日记》卷一）。总之，这幅名作最终进了“钤山堂”。

严嵩文集《钤山堂集》

严氏父子垮台后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被抄入内府，见于《天水冰山录》和《钤山堂书画记》。黄彪摹制的赝品可能被退还王家，由王世懋收藏。

李日华说买画之事在严嵩擅权期间、王忬镇守蓟门之时。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入阁，两年后成为首辅，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罢官。“盘踞津要，盗窃宠灵，凡二十余岁”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五四）。王忬镇守蓟门的时间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至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之间。综上可知，这一个案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至嘉靖三十八年之间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明史专家吴晗先后发表《〈清明上河图〉与〈金瓶梅〉的故事及其衍变》与《〈清明上河图〉与〈金瓶梅〉的故事及其衍变〉补记》两篇文章，通过对这一故事进行反复考证，最终的结论是将故事主角王忬换成了顾懋宏。他说：“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和王世贞无关。由原来的昆山顾懋宏（？）和严家对抗的动人的悲剧，被后人附会成王家的故事。”（“？”为吴晗所加，表示不能肯定）他的论据是太仓王家没有收藏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。以此为论据来否定太仓王家是故事的主角让人颇为费解，因为无论哪一种文献，都明确地记载王忬献给严氏父子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赝本，并因此被祸。他是否收藏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与故事毫无瓜葛。

无独有偶，朱舜水则把故事中的画作换成了唐代画家李昭道的作品，把作伪者换成了仇英。他说：“小李将军名昭道，父子皆为名画，而其子更胜，历代咸称小李将军。唐玄宗时以为至宝。其画多不落款识，惟工于画者能别之。后有裘甫、庞勋、黄巢之乱，遂多散失。明朝嘉靖初年，书画名家云：遍海内止有三幅。其一在太仓王元美家。其父王公讳忬，为直、浙经略。严世蕃恳求此画，王公吝而不与；世蕃恳请不已，王公不得已，属仇英响拓一幅馈之。其后，世蕃门客诣王公云：‘明公前饷东楼画，东楼不识真赝，甚喜。仆不敢指其疵颣，兹就明公恳乞二千金，仆终不敢言其赝处。’王公云：‘此等妙画，乃云非真耶？’门客憾憾而去，遂嗾世蕃。世蕃因事中伤王公，王公大罹冤惨。”（《舜水先生文集》卷二一）

吴晗、朱舜水都没有否定故事的基本情节。退一万步讲，纵使这个交易故事纯属虚构，它能够引起如此多的关注，就足以说明它的典型性了。

赵佶《雪江归棹图》

五、怀璧其罪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，与之类似的故事在明代后期一直层出不穷。王忬的长子王世贞就记下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故事：

《海天落照图》，相传小李将军昭道作，宣和秘藏，不知何年为常熟刘以则所收，转落吴城汤氏。嘉靖中，有郡守（不欲言其名）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。汤见消息非常，乃延仇英实父别室摹一本，将欲为米颠狡狯，而为怨家所发。守怒甚，将致叵测。汤不获已，因割陈缉熙等三诗于仇本后，而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，置酒泣别，摩挲三日，而后归守，守以归大符。大符家名画近千卷，皆出其下。寻坐法，籍入天府。

嘉靖年间，吴城汤氏收藏有唐代画家李昭道的《海天落照图》，某郡守为了迎合严世蕃，购求甚急。汤氏对此图珍若拱璧，于是延请仇英摹写一件赝品，希冀蒙混过关。不幸消息泄露，惹怒郡守，为免叵测之祸，汤氏只有忍痛割爱。

王忬的次子王世懋在若干年后也有类似的遭遇。他在为家藏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题跋时记录了事情的本末：

朱太保（朱希孝）绝重此卷，以古锦为标，羊脂玉为签，两鱼胆青为轴，宋刻丝龙衮为引首，延吴人汤翰装池。太保亡后，诸古物多散失。余往宦京师，客有持此来售者，遂鬻装购得之。未几，江陵张相尽收朱氏物，索此卷甚急，客有为余危者。余以尤物贾罪，殊自愧米颠之癖，顾业已有之。持赠贵人，士节所系，有死不能，遂持归。不数载，江陵相败，法书名画，闻多付祝融，而此卷幸保全余所。乃知物之成败，故自有数也。宋君相流玩技艺，已尽余兄跋中。乃太保江陵复抱沧桑之感，而余亦几罗其衅。乃为记颠末示儆惧，令吾子孙无复蹈而翁辙也。

王世懋在《雪江归棹图》后的题跋

万历初年，王世懋购得宋徽宗画作《雪江归棹图》。这幅画是朱希孝旧藏，为权相张居正所觊觎，索求甚急，不少朋友都为王世懋捏了一把汗，担心他因画贾祸。

赵伯骕的《赤壁图》也经历过“严以势劫”的命运，据文嘉、王稚登的题跋，我们可以了解故事的梗概：

《赤壁图》乃宋时画院中题。故赵伯骕、伯驹皆常写，而予皆及见之。若吴中所藏，则伯骕本也。后有当道欲取以献时宰，而主人吝与。先待诏谓之曰：“岂可以此贾祸？吾当为重写，或能存其仿佛。”因为此卷，庶几焕若神明，复还旧观。岂特优孟之为孙叔敖而已哉？壬申九月，仲子嘉敬题。

严相得幸肃皇帝。子世蕃诛求秘籍，法书名画之在江南，大半皆为攫去，既败悉输尚方。仅留《海天落照》《清明上河图》等数种，余充武弁俸钱。流落人间者，往往得见之。惟赵伯骕《后赤壁》卷，杳然不闻，不知浮沉谁手？观文太史所作，清茂苍雅，力追古人，当与赵氏并驱争先者也。太原王稚登题。

嘉靖年间，吴中某家庋藏有赵伯骕的名作《赤壁图》，某权臣为献媚于严氏父子，找藏家购求，藏家不忍割爱。文徵明告诫他不可因吝惜一幅画而带来祸患，并愿意为他临摹一幅，以“存其仿佛”。

有权势的书画消费者为中意的名作巨迹不惜以势相劫，于是，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的悲剧频频上演，“好古玩物至于败家亡身者”层出不穷。一片石亦有曲处，一勺水亦有深处。以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故事为红线，我们可以对明代后期的书画消费有更为感性的了解。

（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《名家讲绘画（插图本）》）

　　（统筹：启正；编辑：面包）